艺术访谈1：

构建文化高地是摄影家的终极归宿

“一切为了老百姓”。摄影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重要的是反哺社会。

孙振军：作为一名医药行业的企业家，您是怎么与摄影结缘的？

谢子龙：摄影是我一直以来的爱好。十八九岁的时候，我有几个朋友是职业摄影师，我跟着他们慢慢受到一些熏陶。但因为创业的原因，摄影爱好就停下来了。2003年，我有一点空余时间以后又重新开始摄影，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这10多年的摄影经历，我的人生和摄影是完全没有办法分开的。

孙振军：作为老百姓大药房董事长和湖南省摄影家协会主席，一方面是实干，另一方面是艺术，这两者您是如何看待处理的？管理企业与管理摄协，在您看来，两者有什么相通及不同之处吗？

谢子龙：两者并不矛盾，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做实业需要实干，也需要艺术的管理。作为老百姓大药房董事长，我遵循着“一切为了老百姓”的经营理念——因为创办公司的想法源于“让老百姓吃得起药”，所以我将药品超市取名为“老百姓大药房”，人人都是老百姓，老百姓要帮老百姓。

作为湖南省摄影家协会主席，不仅仅要在艺术上有独到之处，也需要实干精神。近4年来，我跟湖南的摄影人一起，以人民为中心，到人民群众中去进行潜心创作。要求会员做到的，我们摄协主席团带头做到；会员有需求的，我们尽全力为大家做好服务……现在想起来，从事摄协工作和管理企业的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孙振军：湖南省摄影界目前的发展现状如何？未来您对其又有什么样的构想？

谢子龙：目前我们湖南摄协拥有团体会员27个、个人会员5000多人，已建立摄影基地7个。在我们湖南摄协旗下，有全国第一个摄影公益社区，有全省第一支摄影志愿者服务队，也有一大批在全国享有盛誉的老中青三代摄影家。近年来举办了一系列负有盛名的摄影赛事和展览，开始积极吸纳新文艺人才，紧贴新的传媒趋势和摄影技术，建设无人机航拍委员会、VR摄影委员会……协会的变化，每一位湖南摄影人都感受得到。

对未来的构想，我希望湖南摄协能够出更多的摄影人才，创作更好的摄影作品，在文艺界为湖南赢得更多的点赞！具体而言，今年，湖南摄影人将继续到人民中去，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开展好抢救和保护老艺术家经典作品的“晚霞”工程和推动青年摄影人才进步发展的“青苗计划”，朝着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目标砥砺前行。

在摄影上，我投入了与主业相当的精力和财力。摄影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最重要的是可以反哺社会。

用镜头去真实记录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用镜头去寻觅家园。

孙振军：您陆陆续续举办过好几次摄影展，有非遗——土家族祭祀舞蹈“茅古斯”展览，更令人欣赏的还有“劳动模范肖像”影展，也在国家博物馆展览过。谈谈您的创作初衷和创作过程？

谢子龙：您说到的这些作品，其实跟我的身份有很大关系。

我是两届全国人大代表，很自然有必要也有责任去做一些履职的事情。茅古斯是历史悠久的湘西土家族祭祀性的舞蹈，被专家称为中国戏剧的“活化石”，被国务院公布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前些年，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花了两年的时间深入湘西进行拍摄，然后运用数字技术，把这些壮美风景作为素材背景，重新演绎了“茅古斯”；并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提交了《关于保护发掘土家族民俗文化》的建议，得到了国家文化部的积极响应。我想，用镜头真实记录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这些影像就是传承的一部分。

在摄影的道路上，我坚持以人文的视角，抒发感情，寻觅家园，注重现实，呼唤社会。我也希望我的努力可以使更多的人了解茅古斯，了解土家族民俗文化，唤起更多人的田野记忆。我们有责任保护、传承我们的文化基因。艺术是根植于文化与生活的土壤的。我希望一代代人熟悉的文化内核，依然留存在我们的生活中。而留存的最好方式就是真实的、艺术的记录。我想,这也是作为摄影家应当承担的责任。

孙振军：那“劳动模范肖像”影展呢？

谢子龙：2015年，我成为全国劳模后，一直想着为这个群体做点什么。我曾设想过设立劳模救助基金，帮助生活上有困难的劳模，但深入了解后，发现已有类似的基金会存在。有什么事情是别人没做过、自己又很擅长的呢？这个念头一直在我心头盘旋，直到2017年的第一天，新年贺词中的一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撸起袖子加油干！”给了我创作的灵感。

这句话太接地气了，告诉大家要重视实干。实干精神在哪个群体身上体现得最为集中？劳模！这就是我进行此次劳模系列影像作品创作的初衷。

2017年，作为全国劳动模范，我无数次将镜头对准了我熟悉的劳模们。很多人不了解劳模这个群体，甚至提到这个词会有些反感，但我太了解他们的可爱与不易了。什么是劳模？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了不平凡成绩的人，我们的生活离不开这种爱岗敬业的实干精神。

拍摄劳模创作中，我一度“聊”哑了嗓子；也因为琢磨作品，整夜整夜睡不好觉。

孙振军：看了您的劳模肖像作品，我发现您没有选择在工作岗位上记录，而是在影棚里拍摄，让背景完全干净，观者的视线能够聚焦在被拍摄对象身上。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拍摄方式？

谢子龙：在进行此次创作的时候，我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翻译者”，也就是用影像艺术翻译劳模的精神。为了当好这个“翻译者”，我大胆采用了棚拍的形式。我的想法是，如果现在要征集劳模照片，90%以上都是他们奋斗在一线的工作照。我想挖掘出劳模不一样的一面，这更需要智慧、水平和思想。选用棚拍的形式、拍摄大半身照，就是为了让背景更加干净，更好突出人物本身。

而且为了拍摄劳模，我还特意买了1亿像素数码后背的相机，将作品以1.5米×2.1米的大尺寸进行展示，这样才能够把每一位被拍摄者的局部和细节完整地表现出来。

孙振军：虽然没有采用环境肖像的拍摄手法，但是每一幅照片都体现了被摄者的职业特质和精神面貌，而且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呆板。您有什么与被摄者的沟通技巧?有没有拍摄预案？

谢子龙：就是把握他们工作的特点，近距离接触他们，寻找他们的闪光点。

劳模不像明星，他们很少站在镜头下面，因此初次拍照时往往有些拘谨。怎样让他们放松下来？我使用的办法是聊天。从他们的工作、家庭、爱好开始聊起，慢慢等他们和你拉近距离、把你当朋友了，再开始拍。拍摄期间，我一度把嗓子“聊”哑了，也因为琢磨作品，整夜整夜睡不好觉。

孙振军：摄影作品中有哪些难忘的人物和细节？

谢子龙：我用镜头去与劳模们沟通，我看到他们快乐，我也快乐；我看到他们自豪，我也自豪；我看到他们流泪，我的泪水也止不了。越拍，我越觉得这件事做得有意义，越拍，我越觉得有必要把这些都记录下来。甚至为了一个有意义的镜头，我日夜兼程2000多公里。

我印象最深的是拍摄湖南省优秀教师蒙兰凤时，对着第一次的成片，怎么看都觉得不满意——第一次构思的照片中，蒙兰凤拿着课本教书，这是老师的常态。但怎样突出蒙兰凤作为小学老师的亲切、和孩子们打成一片的特征？思考几天后，我决定邀请蒙兰凤再来拍一次：这次镜头中的蒙兰凤，头顶课本，像是在和学生们做游戏，笑得如孩子一般灿烂。她看到作品后告诉我，这是自己最满意的一张照片。

拍摄80后厕所保洁员李影的那张照片，是从聊天中找到的灵感。我问她平时下班后喜欢干些什么？也和其他80后一样吗？她说当然啊，我也爱逛街，我也爱臭美。我又问她怎么臭美，她说，用美颜相机自拍呗。于是在这张照片里，李影干了80后姑娘最爱干的事儿之一：拿手机自拍。她的另一只手上还拿着一块抹布，点出了工作特征。

至于我留给自己的自拍照，那是用超广角镜头拍摄的一张照片。照片里我头很大，脚很小，有种漫画般的变形感。大家看到后可能会想，这个人很喜欢摄影，还有点小幽默。哈哈！

希望“谢子龙影像艺术中心”能够成为研究影像艺术的资料库，成为中国影像艺术的发声平台。

孙振军：在您的摄影进程中，还有一件里程碑意义的事情，就是——经过三年多的筹备，去年9月16日，谢子龙影像艺术中心落成开馆。您的展馆都具备什么功能？影像内容选择上有什么独特或坚持的想法？

谢子龙：艺术馆是由我个人全额投资1.5亿元建设的一个公共艺术场馆。艺术馆的筹建源自我爱好摄影的情结，该馆是由纯白色的金属混凝土铸造，我希望把它作为一个百年精品工程。我希望用我的能力和资源打造一个湖南乃至全国性的摄影艺术殿堂。

“一切皆可展”是艺术中心的策展思路。我希望能把我们拿到的所有有价值的文史、艺术作品，包括机械、器具，都变成一种有温度的价值传递。

目前艺术中心的主体建筑共分4层，一层为艺文区域，将不定期举办各种类型的艺术讲座、培训、研讨、交流等公共教育活动。二、三层为展览区域，拥有超过4000米面积专业展厅，其中二层10米高、40米长的展墙为国内外影像艺术馆所罕见，可以根据不同的展览需求，灵活设计开放、半开放、封闭的展览动线，满足现代、经典及珍贵影像作品的展出。4楼为艺术家工作室，拥有高端影像设备的创作空间。

此外，更重要的是谢子龙影像艺术中心是不以商业盈利为目的，永久免费面向市民开放。

孙振军：这是一座具有国际专业水准的摄影殿堂，为什么要建这样一个无论从规模还是从品质上都够得上一流水准的摄影展览场所？

谢子龙：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说，我们活在“一个世界图像的时代”，事物越来越多地以图像的方式被感知、被接受。说到图像记录，大部分人可能只能想到叙事性的电影、纪录片等。其实影像艺术也是一种记录和传承。虽然目前国内有许多人开始接触摄影，但中国当代影像艺术仍然处于一种相对边缘的地位，在一些重大的展览中，影像的展出少之又少，国内的大型影像艺术中心也不多，导致影像艺术的学术交流、研究、推广、教育、收藏等方面都相对落后于欧美国家。我们的影像艺术需要一个阵地，需要一个高地，需要一个窗口，需要一个殿堂。

当人们谈起巴黎、纽约、伦敦时，总会联想起卢浮宫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这些博物馆收藏着人类发展史上可堪称颂的文化艺术结晶，它们的魅力和影响力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我也非常希望未来当人们谈起长沙的时候，甚至是中国的时候，谢子龙影像艺术中心成为一个必去的地标性建筑和博物馆级的影像艺术中心。

以我的了解，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摄影艺术博物馆。我希望“谢子龙影像艺术中心”能够成为研究影像艺术的资料库，成为中国影像艺术的发声平台，举办最有价值的影像艺术赛事，为促进影像艺术增添一份力量。

孙振军：文化产业，尤其是影像类的文化产业投资，还没有像影视类的文化产业那样形成较为通畅的产业链条，您对场馆影像产业发展有什么计划？有怎样的投入计划，产出又从哪里来？您觉得中国影像产业发展的问题在哪里？怎么去解决？

谢子龙：近年来，伴随民间资本的注入，许多民间企业、社团也在积极参与推动艺术场馆的建立与发展，民办艺术场馆的出现是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背景下民众文化需求增长的必然结果。

但是兴建、运营艺术场馆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举办艺术展览、保存艺术品、聘请工作人员都需花费大量的资金。因此，大量民办艺术场馆陆续衰弱，真正生存下来能超过10年的私人艺术场馆寥寥无几，想做到永续经营面临着许多难题。比如无法得到土地保障、管理不完善等等。此外，我国目前很多民办艺术场馆缺乏专业人员指导和行业自律。

对于问题的解决，我也思考了很多，想了很多。当前，比如给予民办艺术场馆文化经费资助、加强运营保障，帮助民办艺术场馆发展，扩大资金来源等等。

孙振军：接下来有什么拍摄计划？

谢子龙：在过去的几年里我进藏拍了十几次，但还不是很满意，没有把藏民身上的“魂”抓住，可能是因为语言障碍而缺少交流。下一步我也会利用一些机会继续进藏挖掘人文素材，填补拍摄中的遗憾，这可能会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惟楚有材，於斯为盛。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我认为，作为摄影人，必须以传承中国文化为己任，把“人民”二字和自己的作品紧紧融合在一起。在我的摄影作品中，我仍然会坚持一贯的作风，力求表现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厚实的人文价值、社会价值、文献价值。而这些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孙振军：中国（三门峡）白天鹅·野生动物国际摄影大展艺术总监、《黄河时报》社总编辑、三门峡市摄影家协会主席、知名摄影评论家。）

艺术访谈2：

谢子龙:兼容并蓄持续发展

中国摄影报记者 高洁慧

关于影像艺术馆的定位和发展，以及国内外摄影艺术的发展趋势等话题，本报记者在谢子龙影像艺术馆开馆之际，就其定位和其计划中的影像研究、推广及收藏等话题，尤其是其运营管理等方面内容，采访了该影像艺术馆创始人、馆长谢子龙。

中国摄影报：对艺术馆的定位和发展，您肯定有一个比较成熟的规划，能否跟大家分享一下？

谢子龙:在做影像艺术馆之前，我们征集了很多国内外做的展馆设计稿,我都不满意。无意中，我在日本看到几个清水混凝土的艺术馆，觉得特别好。设计师说，这样的展馆比一般的展馆成本要高四五倍。但我还是认定了要做清水混凝土的展馆，而且希望这座展馆能够成为长沙的地标性建筑，能够为摄影留下可圈可点的东西，这就值了。

我着重强调，摄影是光和影的艺术，一定要让光和影穿透到场馆里面去。比如，入口处有一个巨大的斜凹面设计，让人印象深刻。设计初衷来源于立体化的一束光，这束米透过如峡谷般的光影长廊，对应摄影作品……最终成为光和影的主场，观众站在任何角度都能看到独特的风景。

开馆前，我认为这是一栋可称之为经典的建筑，但仅仅是建筑艺术的精品，并不是摄影艺术精品。所以我更希望开馆后，邀请专家针对场馆的运营研讨，重新定位，庄重地探讨摄影学术上的事情，为影像艺术馆提供有分量的学术支撑，为它赋予内涵。我还会继续组织跟影像艺术有关联的理论家、评论家，让他们在这行业外来看这个馆未来的方向是什么，学术应该怎么定位，怎么提高它的学术价值等。

中国摄影报:从国内外艺术发展趋势来说，影像本身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媒介存在，很多跨界的艺术家都是用影像方式来创作的，艺术馆是否会纳入跨媒体的当代影像艺术的研究、推广、收藏等业务？

谢子龙:我认为影像艺术和摄影艺术既有一致性，又不可能一样。摄影是比较窄的一个范畴，它只涉及到平面的。但是，影像就不一样了，不仅是照片、平面的，还可以是动态的视频。可以兼容多媒体，甚至可以包罗一定形式的装置艺术、灯光艺术、视觉艺术等。

我觉得不要只去讲摄影，这是不对的。就像现在的摄影和过去理解的照相一样，过去大家更多的都说照相，仿佛按下快门般简单，慢慢觉得要雅致一点，就换成了摄影。我不说是雅致，至少说它正确的定义应该是影像视觉艺术。

中国摄影报:从学术层面，您希望艺术馆可以让摄影界观念打开，打造兼容并蓄的艺术场馆。在筹建过程中，您是不是也付出了很多的精力？有哪些细节方面的要求？

谢子龙:场馆的建设是最耗费精力的地方，我几乎只要有时间就会去工地。我发自内心地热爱这个地方，包括每一个细节，我都亲自把控，从创意到设计图纸，再到施工，还有施工过程中出现问题的解决，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

中国摄影报:影像艺术馆是否会有计划地去做一些收藏？

谢子龙:目前，谢子龙影像艺术馆的收藏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有收藏价值的，能够载入世界影像史的照片，作为永久馆藏。比如，我以前在拍卖会拍到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合影照片，这张照片创造了中国单幅照片拍卖价格最贵的纪录。展馆开馆时展出的菲利斯·比托那套世界上最早的北京影像，是世界级的馆藏作品，全部是蛋白影像。

另外一部分就是商业运营。基金会中的1.5亿元，就是专门用来做影像收藏和销售的。我相信有1.5个亿的体量足以把中国影像市场放大。摄影作品的价格是比较低的，比如一张照片要两三千元，会让人觉得太贵，但是某位画家的一张画作，按平方尺价格可以叫到很高。我更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摄影人的艺术价值观念。说直白一点，就是让人们尊重摄影作品，尊重摄影艺术家，觉得摄影人的作品更值钱。

中国摄影报:未来对于摄影学术研究，是基于藏品为基础来拓展，还是会设定一些主题去做公益性的对接？

谢子龙:一块是围绕馆藏来进行学术研究；另一块，是围绕摄影行业相关的热点问题进行研究。比如，在全民读图时代，摄影的方向在哪里这样的话题。我们准备和有关高校合作设一个博士点，可能会招七八个人。在这里学习的学生可以去研究影像作品，研究成果，既是他的学术论文，又可作为馆藏品的学术阐释，逐步提升影像艺术馆的学术定位。

我一直在收集清末民初、红色系列的照片，我觉得是抢救性的收藏方式，跟中国影像有关的、跟中国有关的影像作品。上述提到的，菲利斯·比托的那组照片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合影，都是能够记录中国历史的照片。有图有真相，照片记录历史，我努力收藏老照片，让今后更多的中国人能够看到中国曾经的样子，看到美好生活来之不易，是因为前面有人为这个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我一定要抢救性地收藏一些跟中国有关的影像作品，而清末民初是最能够说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

中国摄影报: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除了摄影本身的研究以外，影像艺术馆会把馆藏作为图像资料研究？

谢子龙:我肯定会以照片作为收藏的重点，但是也不排除照片以外的一些重要的文史资料。比如说关于日本投降的受降点湖南芷江的资料。因为我是湖南人，跟芷江受降相关的资料我只要看得到都会努力收藏，更要收集跟这一段历史相关的影像。在一次拍卖会上，我拍到了芷江受降时的影像18毫米的默片，这部片子是原版内容而不是拷贝，全世界仅此一套，我看了以后很震撼。我不会刻意地收集摄影以外的东西，但如果跟摄影有关我一定会要。

中国摄影报:影像艺术馆在面向公众和业界方面，还会有哪些拓展？

谢子龙:面向公众是我们艺术馆定位的一个方向。一方面我们要提高整个摄影人的意识；另外一方面要提高摄影人的经济基础，说直白一点，就是提升照片的价值；还有就是壮大摄影队伍，做一些教育培训工作。此外，我还是湖南省摄协培训中心的校长，还会做业余摄影的培训和教育。我希望摄影爱好者不仅仅把摄影当做爱好，在某些程度上也要作为自己的“专业”。

（原载于中国摄影报2018年2月2日第009版）

艺术访谈3：

对话谢子龙：劳模拍劳模，凝聚中国力量

劳模拍劳模　凝聚中国力量

——访《撸起袖子加油干——“中国梦，劳动美”》影像作品展发起人和主创人谢子龙

（劳模谢子龙）

（采访人：湖南经视主持人王欢）

（采访时间：2017年4月）

王欢：您好!很高兴又能再见面，请您做一下自我介绍。

谢子龙：大家好，我是老百姓大药房的谢子龙，201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是一名摄影爱好者。

王欢：作为劳动模范，您怎么来理解劳动模范这个称谓?

谢子龙：我认为，劳动模范本身是一面旗帜，他应该是所有的劳动者里面最优秀的一份子，也是最专业的人员，当然，更是最付出最奉献的人员。

王欢：还记得当选劳动模范的心情吗?

谢子龙：当我接到去北京参加全国劳动模范表彰大会的时候，应该说一个晚上都很兴奋，这也是这么多年少有的兴奋。因为我作为一个企业管理者，确实我付出很多，经常工作到深夜，应该说是典型的“白加黑”、“5+2”在工作。很多人都认为，企业家是很安逸的一个群体，甚至于是很享受的一个群体，但是我认为，企业家其实更是一个劳动的群体，特别是我被评为劳动模范后，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作为我来说，我唯有把企业做好，踏踏实实地工作，才能对得起这份荣誉。

王欢：您刚说到企业家是劳动的群体，让我印象很深。这方面能再多说一些吗?

谢子龙：我觉得企业家更多的还是付出，比方说，每个企业的主要领导者都会带头实干，真正让员工感受到他就是企业的领头羊，是企业的标杆，然后让他的员工来向他学习、向他致敬。我作为企业的一个管理者，特别是主要管理者，这份责任就更重大了。当我的员工、我的员工家属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都理所当然地要为他们服务，所以一方面要做好本职工作，另外一方面还要为社会做一些事情，担子很重，责任重大。

王欢：记得一位连续四届的劳模说，我拿第一块奖章的时候，心里还美滋滋的，但随着奖章越来越多，心里的压力会越来越重。这个奖章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新的起点，并且往上走的一个起点。您认同吗?

谢子龙：是的，随着我社会职务越来越多，我感觉到这些职务更多的还是责任和压力。我不管是担任人大代表、劳动模范、道德模范，还是首届慈善奖的获得者，都让我觉得每一份荣誉都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让我感觉诚惶诚恐，唯有加倍的工作，努力的付出，才对得起这份工作，才对得起这份责任，才对得起这份荣誉。

王欢：现在这份责任跟您创立老百姓大药房时的责任是一样的吗?初心是一样的吗?

谢子龙：应该是差不多的。刚开始创办企业的时候，更多的还是一些原始的朴素的想法，一方面解决广大老百姓的用药负担，另一方面解决我的人生理想和抱负。但是那个时候没有社会责任的意识，但现在的社会责任应该说就是很重、很大。特别是当了劳动模范成为公众人物以后，让我觉得肩上的压力更沉更重，因为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让别人用更高的标准来审视。作为全国劳动模范更加应该以身作则，来起到带头和表率的作用。

王欢：有劳模就说，劳模也是人，也会犯错。我不知道您认不认同?因为在您的话里，我觉得责任很重，会不会对自己太苛刻了一点?

谢子龙：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作为自身来说，劳模本身应该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因为您得到了社会的荣誉，得到了社会的尊重，那么就应该提高自己的标准。不管是道德标准还是其他方面，都应该更高地来要求自己、约束自己。但另外一方面，也需要得到社会的理解和包容，这样才会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好的结合点，让双方都能和谐共处。比方说，我看到有人在说，某某劳模在工作之余他为什么还去享受，还去玩，还去做什么别的事情，我想说的就是，作为全国劳动模范，他本身也是人。我们社会各界去理解劳动模范的时候，应该是全方位地去看待他。比方说，他在辛勤付出劳动之余，去适当地享受生活，去运动去旅游，有一些健康的爱好，我认为这是无可非议的。

王欢：是不是因为这个初衷，让您发起了这样的一个活动，还原劳模的真实状态?

谢子龙：因为我当上劳模以后，一直在想，大家对劳模是怎么看?特别是我们从小就看到劳模，比如王进喜、大寨大队的铁姑娘们，这是我们从小就看到的劳模形象，他们就是默默付出，不管是体力还是时间上都在付出，但我在想，新时代的劳模应该是什么样?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他们?去体会他们?去走进他们?我觉得这是我这组作品所要表现出来的。而且我这次拍摄劳模不仅仅是表现劳模的一种，像过去那样很正的一个寸照，而我可能会以一些跟劳模生活、工作相关的一些影像来表达，让我们社会公众能够看到劳模的另外一方面，或者是有趣的一方面，或者是他有个性的一方面。当然，我们更多地是看到他生活的、放松的那面，让社会来了解这个群体，来重新审视这个群体。

王欢：为什么要这样做，是想带来什么启发吗?

谢子龙：现在社会各界都在传递正能量，这更多地是倡导一种实干的精神。劳模这个群体是实干精神的倡导者、参与者、见证者，当然他更多地还是在亲力亲为的参与劳动建设。我觉得，通过我这组影像作品，能够让受众、观众、社会各界看到他不仅仅是在辛勤地劳动、努力地付出，但他同样也是一个正常的人，他也有七情六欲，也有生活的另一方面，所以我这一组作品，更希望能够把他们的七情六欲、生活的另一面展现出来。

王欢：拍了这么多劳模，他们有没有跟您说他们的感受呢？

谢子龙：拍了这么多劳模后，我自认为是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很多劳模拍完以后，主动找到我说，特别感谢您，能够为我们这个群体重新照相。重新照相，实际上说的是一种颠覆，是一种改变。就是让外界能够重新认识我们劳模。特别我拍了一些新时代的劳模、80后劳模，我在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他们身上的那种阳光，那种积极向上的状态，很让我感动。这样就是在劳动之余，所表现出来的另外一方面。所以，我觉得我这次拍摄劳模的活动，是非常有社会意义的一件事。

王欢：他们自己感觉开心吗?

谢子龙：他们特别开心。这一次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来了劳模，当很多人接到这个通知以后，都很兴奋，来了以后都向我表示了感谢，感谢能够给他们一次这样的机会，让外界知晓这个群体生活的一方面、人文化的一方面。让外界改变对劳模的认识。

王欢：这么强调劳模的生活一面，是为什么呢?

谢子龙：过去，在大家心目中，可能都觉得劳模离大家很远，都是社会的佼佼者，更是那些遥不可及的人物，但是我想通过这组摄影作品，能够让外界看到生活中的劳模，其实和普通的老百姓完全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更多的只是在工作状态上更加投入。这是我拍摄这一组影像作品的初衷。让这些公众人物、这些偶像触手可及，是我拍摄的初衷。让他们成为大家所认知所认同的一个群体。

王欢：为什么选“撸起袖子加油干”?

谢子龙：“撸起袖子加油干”，已经成为了广大中国人心目当中的一句时髦语言，包括有漫画，有其他一些艺术门类的作品，但是唯独没有摄影作品来表达“撸起袖子加油干”，所以我更希望用我的摄影作品来表达这种实干的精神。

王欢：这个点子是怎么冒出来的?

谢子龙：我是一个摄影爱好者，长期进行摄影创作，经常也会想到要去创作什么东西，当我看到新年贺词，看到“撸起袖子加油干”这么一个平和朴实的语言之后，我觉得它是一种让中国人民实干的一种号召。这要求文艺爱好者和摄影家要围绕中心、围绕大局，来创作积极向上的、倡导正能量的摄影作品。想了很久以后，觉得可以用摄影的语言，这种表达方式来诠释这个语境。

王欢：为什是100个呢?

谢子龙：这次有两个安排，一个安排是，31个省市自治区，我们都会邀请劳模来拍摄。另外一个，100是圆圆满满的数字，1又是起点的一个数字，我们希望从起点开始，到100圆圆满满。这也很符合中国人的一些想法和思维。

王欢：这100个劳模遍布各个行业都有吧。

谢子龙：我们这一次是有意识的去选择劳动模范，所以我刚才有在说，我们在选择劳动模范的时候是31个省市自治区全部都有，然后我是一个劳动模范，拍99个劳动模范，加在一起是100位劳动模范，另外我们会有意识选择地一线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他们是实干精神的实践者，当然我们这一次也会兼顾少数民族和男女比例的搭配，希望这组摄影作品更加完美一点。

王欢：听说您为了这次拍摄晚上都要吃安眠药，真有这事吗？

谢子龙：因为这段时间压力非常大，我们也更希望能够把这组作品拍得更圆满一些，拍得更好一些，能够让社会更认可一些，所以不管在拍的时候，还是在拍完以后，一直在脑海里想应该怎么拍摄这100位劳模。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细节都不能放过。也是不断地在调整，这也是我为什么睡不着觉的原因。这也是劳动模范的一个劳动状态。

王欢：在做这件事之前，又想到会这么复杂这么难吗?

谢子龙：说实在的，刚开始确实没想到有这么难。因为我认为，通过工会系统通知拍摄就够了，实际上，在拍摄这100个劳动模范的整个过程当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不仅有创作，还有后勤服务，还有灯光师、化妆师、各种各样的工作人员都相互配合，融洽。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很高兴的是，虽然团队是临时搭建起来的，但大家很积极地在配合，都希望把这件作品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作品来奉献给社会，奉献给大家。

王欢：中间有没有最难的，觉得做不下去的时候?

谢子龙：那倒没有觉得这么难，因为我觉得大家的力量很强大，如果说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肯定可以完成这一组作品，在整个从创意到准备，到拍摄，到后期处理过程中，整个都很顺利、很协调。不管是全国总工会、湖南省总工会，还是中国文联、湖南省文联，他们都非常积极，非常主动地愿意承担他们相关的工作。国家博物馆也在最短的时间内腾出时间，让我在两会期间来进行这个非常重要的作品的展览。我觉得从这整个事情来看，是非常顺利的，都是来之不易的。

这组作品，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它是集政治性、艺术性、人文性与一体，来达成的一组影像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