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关于母亲的最后宣读

2019-05-17 16:35:11 来源:《湘江文艺》 作者:聂 茂

公元二零零三年农历七月三十日,世界上我最最敬爱的人一一我慈爱的母亲去世了,享年七十五岁。

母亲姓刘,名时秀,公元一九二九年农历五月二十日出生在湖南省祁东县毛坪乡“夜嫁桥”一个十分贫苦的家庭。

想起比黄连还苦的母亲的一生,我心如刀绞,泪如泉涌:一个九岁的小女孩,只字不识,带着恐惧和迷茫,怯怯地走进了险象环生的成人世界。这个九岁的小女孩,原本是在上学、原本是在母亲身边撒娇,原本是在尽情地享受着无忧无虑的童年岁月,可她却过早地承担起家庭责任的重担,她得出门讨米养家,她得干成年人一样的重活,连她的梦里都有着成年人的汗水和血泪,有着成年人的灰色和沉重。

这个可怜的小女孩就是我最最敬爱的娘、我苦命的母亲!

母亲九岁作为童养媳来到我们家,父亲当时只有十三岁。父亲独根独苗,既无伯伯叔叔,又无三亲六姑,最痛苦的是父亲一出生就没有见到自己的生父,我奶奶将父亲养到两岁时也郁郁而死,父亲是由后老奶奶带大的,家里穷得叮当响。因此,母亲一到这个家庭就不得不过上讨米的生活。

记得有一年的大年三十,天还没亮,母亲就被老奶奶叫醒了。老奶奶要母亲去外面讨米。母亲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眼睛都睁不开,就提着布袋恍恍惚惚地出了门。

走了好一会儿,母亲累了,就坐在路边的石头上,看有钱的人挑着年货往家里赶。然后,母亲用稻草捆着饥饿的肚子, 怯怯地走进一个村子。

母亲刚到一个财主家门前,一条凶恶的狗猛地冲了出来,母亲尖叫一声,扔下布袋,拔腿就走,但还是被狗咬住了,血渗透了裤子。这时,财主走了出来,将一碗米倒进布袋里,又在母亲的脸上涂了一层漆。 财主说:这样做是免得母亲再去他家里讨米。母亲幼小的心灵忍受着巨大的屈辱,提着布袋,捂着脸跑出村子,许久许久,母亲突然坐在地上,哭了起来。

几分钟后,母亲找了一根打狗棍,又挨家挨户去讨米。母亲不说话,只缩着脖子站在门口, 一般的人家往往打发一把米或一个红薯,财主们相对大方些,但总会在母亲脸上涂点颜料。一天下来,母亲的脸上花花绿绿涂了一大片,洗都洗不掉。父亲便用小刀片慢慢帮母亲刮,结果脸被弄破了,血渗了出来,一滴一滴往下掉。

那年的除夕之夜,母亲只分得一口肉,她匆匆扒了几口饭,小心翼翼地洗了伤口,就上床睡了。梦中还不时恐怖地尖叫和哭泣。

大年初一,母亲被鞭炮声炸醒。这一天,母亲能够玩一玩了,但由于昨天跑的路太远, 母亲的脚板有些红肿,起了水泡,疼痛难挡。不过,当伙伴们来叫她玩时,母亲还是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沿着墙壁一步一步走出去,忍住痛,与大家玩在一起,汗水和泪水搅在了一起。

大年初二,母亲又得外出讨米了。因为这个时候,大家愿意给。老奶奶让母亲去长堂冲木生爹家。木生爹一见母亲走来,就知道她名为拜年,其实是来讨米的。他留母亲吃中饭,临走,又送了母亲半袋小麦。然后,母亲又就近讨了几户人家,看看天色不早,就疲惫不堪地往回走。

结果,老远就看见父亲站在渠道旁等母亲。母亲有些发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父亲走上来告诉母亲:“你娘家来人了,快把东西藏起来,不要让他们知道你在讨米。”母亲一听,连忙将一袋讨来的东西塞进一堆土砖中,扔了打狗棍,便跟着父亲回来了。 可怜的母亲一见娘家人就直想哭,委屈和侮辱直涌上来。母亲怕自己控制不住,就极力埋下头。娘家人见母亲脸上有伤痕,就问怎么了。母亲强装一笑,说是上山打柴,不小心被杉树划破的。说完就赶紧退了出来,躲在一个角落无声地哭。

吃完饭,娘家人要回去了,母亲也要跑着回去。但老奶奶不同意,说要留她陪客人。娘家人见是这样,就劝母亲不要回去了。这时,母亲再也忍不住了,泪水猛地涌了出来。娘家人以为母亲的哭泣是想家所致,便不作理会,大步走了。母亲抱住一根柱子,眼睁睁地看着家里人远去,泪水使脸上的伤口更加疼痛。

娘家人一走,老奶奶立即将母亲拉了回去,要她快去把讨来的东西拿回来。然而,当母亲走到土砖旁,顿时吓住了:那一袋讨来的东西竟然不见了。母亲又急又气,将砖孔看了个遍,又用手指掘砖心,仿佛那东西藏到了砖里面去了似的,弄得指甲都翻了起来,血染红了整个手指。然而,那一袋讨来的东西还是没有找到。母亲当时眼前一黑,跌坐在地,再也不想爬起来。

三年多的讨米生涯慢慢地熬了过去。母亲的脚磨破了,手冻烂了,脸裂开了,苦难的生活使母亲过早地成熟了。

十六岁那年,母亲与父亲正式结婚成家,十七岁便有了第一个男孩,不幸的是,小男孩很快病死了。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十八岁母亲到了柳州,十九岁又生了一个女孩。小女孩生下不久,母亲竟突然得了暴病,死了过去。当时正是日本鬼子逃走不久,柳州城里一片荒凉,父亲满城里找火罐和棺木,找了三天没找到。到第四天,母亲竟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虽然头发全部脱落,并且失去记忆,出门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但毕竟是个活人了。

直到一年多以后,母亲的记忆才慢慢恢复,头发才又重新长了出来。

当然,母亲无法带养那个小女孩,只好将她交给一个好心的划船人收养。这个女儿再也没有回到母亲的身边,母亲也不知道她是生是死,生活的苦难压得母亲喘不过气来,她没有时间去打听这个女儿的下落。同时,母亲很快又生了一大堆孩子——大姐、二姐,大哥、二哥、三哥和我,以及我那个夭折的小弟。母亲不得不面对一个大家庭,不得不精打细算,苦心经营着这个一贫如洗的家。

那时家里实在太穷,一年难得吃上一两回肉,吃饭没油盐是常事。母亲经常提着麦子或大米去村上的石磨上去磨,将磨出的麦粉或米粉煮成稀汤或者煮成稀粥。

母亲的手磨破了,厚厚的茧结了一层又一层,希望磨出一个好日子来,让孩子们都能够活下去,但生活沉重得让人欲哭而无泪。特别是每年冬天,母亲的手都会被冻紫冻乌甚至冻烂。母亲要洗红薯、打红薯,要将手伸进大缸里去将红薯水过滤,弄出红薯粉和红薯渣。然后,将红薯粉卖掉,红薯渣留着自己吃。

我们吃着那像干牛粪一样又硬又涩的红薯渣,眼泪止也止不住地往下掉。

大姐当时在大队打席草,每次我去送饭,她饥饿得老大远就跑来迎接,可是一看又是黑黑的红薯渣,她便掉转头去,哭着跑回去。她宁愿不吃,宁愿忍饥挨饿,也不愿再吃那实在难以下咽的红薯渣。

母亲担心大姐这样下去会饿死的,就伤心地握住她的手,并托人为她找婆家,说是给她一条活路。

结果,大姐十六岁出嫁,尽管她不愿意,尽管她死死地抓住门槛不放——大姐说就是饿死也要饿死在家里。

母亲只好流着泪劝着大姐,说:“孩子啊,没办法啊。 这么小就让你出嫁我也不忍心,可是不这样我没办法养活你们啊。”

大姐出嫁后没过多久,二姐又是同样的方式年纪轻轻地就嫁了出去。

不过,家庭的贫困丝毫也没有改变。

这时的父亲因为长期吃红薯渣和树皮,结果患上了胃病。母亲只好想办法,用小罐子煮一点米饭给父亲吃,因为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身体垮不得。

眼见孩子们一双双饥饿的眼睛,母亲强忍住泪水,说,“孩子啊,你父亲要干重活,要挣工分,要养家糊口。他又有病,不吃点米饭不行啊。这样的米饭你们今后有的是吃。”

尤其是在那黑白颠倒、没有公理的年代,母亲常常受人欺压,有苦没处诉,只有闷在心里。当时我们兄弟都还小,父亲身体又不好,家里缺劳力,挣的工分太少。母亲便挤出时间去捡鸡粪。她捡的总是比别人的多。

有人欺负她,硬说母亲捡的鸡粪里掺了猪粪或牛粪,气得母亲浑身发抖。

因为家庭贫苦而卑微,村里人谁都可以欺负我家。记得有一次,二姐被村上一个蛮妇打得鼻孔冒血,一脸青肿,母亲见状去找蛮妇评理,没料到,那没有人性的蛮妇揪住母亲的头发,恶狠狠地用力,竟活生生地将母亲右边一大块头发连同头皮肉一起扯了下来,鲜血立即染红了脖子。

母亲想到自己无力保护自己的子女,连自己也一同惨遭毒打,而又没地方评理,就忍不住失声痛哭。母亲的头发原本在柳州就全部脱落过一次,这次头发被扯,头脑右半边白惨惨的,过了好久才长出一点红红的肉,然后又稀稀地长出一些头发来。

但从此后,母亲的右边脑袋总是痛,有时说话声音大一点也会痛得钻心。

还有一次,父亲因为给村里卖鱼,被人“做局”,硬被说成是贪污了公家的钱,气得父亲要自杀。

母亲理智而又死死地拉住了父亲,哭着说:“你死了,省了事,可一家人怎么办,是不是要大家都跟着你去死呢?”

父亲听了母亲的话,握着剧毒农药的手慢慢放了下来,眼睛通红通红。

两个姐姐出嫁后,有人风言冷语,说我们家里总是靠着姐姐的婆家过日子。

母亲将泪水咽进肚里,默默地养了一窝鸡。

过生日时,两个姐姐都回来了,母亲要说要给两个姐姐每人九只小鸡。

没料到,这十八只活蹦乱跳的小鸡竟被狠心而又缺德的人用药弄死了。

母亲痛不欲生、泪水长流。

最痛苦的事还在后面,村子里另一家人的鸡第二天也死了,有几人竟昧着良心作伪证,说是母亲搞报复,将鸡毒死的。

母亲气得口吐白沫,没有人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母亲拿着一把菜刀,抓起一只活鸡,站在苍天下喊冤。在没有公理的地方,母亲可怜地用起了这种土办法、蛮办法,母亲用这种最最原始的方式试图为自己讨回一个清白。

母亲一辈子喜欢站高处,一辈子爱干净。生了这么多的孩子,没有爷爷奶奶,没有公公婆婆,没有伯伯阿姨能够帮上忙,母亲独打鼓、独划船,硬是将孩子一个个拉扯大。

母亲并不愿让孩子像野草一样乱长。

人穷志不穷。母亲从小教育孩子要争气,要读书。母亲自己没机会读书,便把梦想寄托在孩子们身上,想尽一切办法,只要哪个孩子读得书,母亲就是卖“茅屎板”也要让孩子去读书。

大哥二哥三哥读书要靠推荐,当时大队领导不同意他们升初中或者高中,说家里穷,又缺劳力,大家都去读书,家里怎么办呢?但母亲和父亲总是争取一切机会让孩子们读书。

正因为此,母亲虽然一字不识,却将儿女们一个个培养成了有知识、有文化的人!

由于家庭穷,生活苦,生的孩子太多,母亲的身体一直不好,说她生了一辈子的病一点也不过分,可母亲身上从来闻不到半点药味,家里总是被她收拾得井井有条。

母亲特别爱干净,即便生命到了最后时刻,也容不得身上有半点污秽。

听大姐讲,母亲生三哥时,正是寒冬腊月的时候,三哥刚生下来,母亲血淋淋地躺在床上,身体虚弱得一点力气也没有,她便让大姐去洗尿布,可一看没洗干净,母亲自己便又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重新将手伸进冷冰冰的水里洗尿布。

母亲一生共生了十个孩子,可没有一个是在医院里生的,有时是自己剪的脐带。生了孩子后莫说吃不上半点补品,就连饭都吃不饱,总是有一顿没一顿地吃,吃了上顿等下顿,今天吃了望明天。

许多时候,一天只能吃一顿。

如果说,生活的艰苦挺一挺也就熬过去了,但骨肉的失去给母亲的心灵所造成的伤害却比任何痛苦都要深。

虽然母亲生了十个小孩,能够守灵的却只有一半,其他的五人除了一人是送人、至今不知道其生死外,其余的四人都是英年早逝,是病死或者溺死的。

母亲纤弱的双肩怎能承担得了如此巨大的打击?每一次骨肉的生死分离对母亲的肉体和精神都是一次残酷的摧残!

记得大哥病逝时,侄女才出生不久。母亲痛不欲生,哭得死去活来,整整守了大哥四十多天。

母亲卖米卖粮,东借西凑,好歹弄到了五百元钱,满怀希望地陪大哥去衡阳看病。

医生说大哥患了肝硬化,而且到了晚期,母亲一听,明知道没有希望,仍然坚持要给大哥治,但医院硬是拒收了。

母亲和父亲又急着将大哥转到祁东县人民医院住了十多天院,病情越来越恶化,钱也很快花得差不多了。

医生建议不要治了,并要大哥出院。母亲为了一丝希望,又将大哥转院到白地市镇医院,但钱很快就花光了,母亲再也找不到钱,医院劝大哥回去算了。

母亲真的绝望了,跌坐在地上,无声地哭啊哭,母亲可怜自己的命苦,可怜自己没能力,无法将孩子的病治好。

大哥最终还是去世了,母亲也因此瘦了十多斤。

残酷的是,这种失子之痛对母亲的打击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早在大哥病逝的前几年,我的小弟——母亲最小的儿子当时还不到五岁,不小心滑进池塘里再也没有上来。

母子连心,当孩子死时,母亲正在织布,机上的线突然断了,母亲预感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发生,可万万没有料到,竟是心疼的儿子已经死了,像一朵来不开放的鲜花被一阵大雨无情地冲走了。

听到这个消息时,母亲当即吐出鲜血,昏倒在地。

四十岁那年,母亲患了急性阑尾炎,在白地市镇医院开刀。

动完手术后,按照医院规定,至少得卧床休息一个星期才能出院,可因为没钱,母亲不到三天就硬是办理了出院手续,并且挣扎着,踉踉跄跄地往回走,结果走到油草堂村时,母亲的伤口重新裂开,流了不少的血,以致身体本来虚弱的母亲很快就昏倒在了路边。

由于长期营养不良,五十岁那年,母亲患了甲状腺,又开了一刀。

苦命的母亲,她的身上真是装满了药水,中药,西药,偏方,土方,母亲吃尽了,喝够了。她的血管都被药水浸泡着,滑溜溜的,针头很难一次扎得到血管。每次输液打针,护士拿着针头在肌肉里挑来挑去,因为血管太滑太细,一刺就走,刺中就破,为此母亲的手上、身上总是血迹斑斑,青一块,紫一块,惨不忍睹。

一九八四年,我考上了学校,祖辈几十代,家里有了第一个吃皇粮的人,母亲高兴极了。

这一年,二哥走出山沟,在风石堰镇开了个照相馆,一家人都搬到了镇上住。

母亲闲不住,很快与父亲当街经营起小买卖来,生活从此也开始走向好转。母亲卖花生,卖瓜子,卖西瓜和柑桔等,将钱一分一毫地积攒起来,当我有机会到北京、上海等地求学深造时,母亲毫不犹豫地支持我。

十一

记得有一回,母亲听人说,三塘的辣椒很好卖,就买了一百多斤辣椒,与父亲搭车去三塘。

好不容易到了三塘后,发现那里的辣椒根本不好卖,只好挣扎着去衡阳。

母亲一向坐不得汽车,这回没办法了,把老命都豁出来了。母亲和父亲站在一个站牌下等车,可是过了许多车,也没有一辆停下来。眼看太阳已经偏西,母亲急得一脸发白, 汗流如雨。

父亲挑起辣椒又到另一个站牌下,母亲到前面去问路。可人家根本听不懂。后来总算碰上一个祁东人,他告诉母亲说,这个站牌的车不去衡阳,去衡阳是在前面一个地方等车。

母亲与父亲又急忙跑到前面的站牌上。

正在这时,有车子停了下来,母亲和父亲挑着辣椒要挤上去。可售票员一看有两麻袋辣椒,嫌占用的空间大,竟不准上。

售票员蛮横地将父亲推下车去,父亲挣扎着,摇晃着瘦弱的身子,还硬要上,车子已经启动。

母亲慌忙将父亲拉开。

就这样,母亲和父亲无助地望着扬长而去的车子发怔。母亲急得老泪纵横。

又过了好一会儿,他们才好不容易地挤上另一辆车。 车子一开动,母亲就晕车了,她极力想吐,又极力忍住。父亲擦着汗,给她揉搓背。

母亲刚吐出一口,就有人骂开了,吓得她只好往肚里咽,可越咽越想吐,最后母亲的全身都痉挛起来了。

到了衡阳下车后,母亲死人一般瘫在路旁半天缓不过来。

父亲弄着两大袋辣椒,顾不上照顾母亲。大约过了好一会儿,母亲终于挣扎着又爬起来,跟着父亲,摇摇晃晃往卖菜的地方赶。

那天的辣椒好歹卖了,没赚上钱,也没亏什么,算是白急了一天。看看天色不早了,赶紧回家去。母亲和父亲来到火车站,父亲去买车票,母亲坐在一块石板上,呆呆地望着未来去去的人。因为听不懂人家的话,自己的话人家也听不懂,母亲又不识字,她感到好恐慌。

一天忙忙碌碌,没吃一点东西,肚里叫得咕咕响,可又舍不得花钱。走到候车室外,一个卖粥的小摊吸了母亲,就要父亲买了两大碗。吃完后,父亲看看手表,时间快到了,就去上车。可大门已经关上,火车快要开了!

原来,父亲的手表慢了十多分钟。母亲急得哭了起来,并与父亲在门口乞求工作人员,可人家要他们绕道过去。

母亲焦急的心砰砰乱跳,要是搭不上车,在衡阳没有熟人,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招待所和宾馆太贵,住不起。

这样一想,母亲心里一涌一涌的,似乎要将刚刚吃下的东西呕吐出来。

父亲一看没办法,只好拉着母亲,从另一条小门出去赶车,好歹赶上了。

然而,正当母亲高兴的时候,车上的乘务员来验票了,母亲被告知,他们搭错了车,母亲一听,两眼顿时黑了下来……

十二

我苦命的母亲啊,你一辈子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泪,受了多少气,伤了多少心,这一切的一切只有你自己最清楚。

你没有文化,可你将儿女们都培养成有文化的人了。

你没有知识,可你教育了儿女们学到了比知识更重要的东西。

你用多病的身躯和纤弱的双手撑起了一个沉甸甸的家。

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你雪里来,泥里去,你用自己的平凡重塑了生命的伟大;你用自己的卑微捍卫了生活的尊严;你用自己的行为证明了爱的无私、博大、广阔和深沉,也由此赢得儿女们的爱戴、左邻右舍的敬重以及子子孙孙对你的怀念。

母亲啊,在世时,你想吃的时候不能吃,你要吃的时候没有吃,等有吃的时候你又吃不下了。因为你的心里早就被苦水、汗水、泪水灌满了啊。

母亲啊,你不是有许多话要跟我们说吗?不是有许多心愿还没有实现吗?不是有许多人你还要惦记吗?你怎么舍得就这么一言不发地走了呢?你怎么舍得丢下你一直牵挂着的父亲走了呢?

其实,我知道你不想走,你舍不得走,你要我回国后直接去北京上班,你总是不想担搁我的事业。

我2003年8月2号在国外进行博士论文答辩前,曾打了电话给你,当时你还要我保重身体,你说你的病就快要好了,不要让我想着你。我真没想到,那就是你对我最后说的话。

我知道你就是不想让我分一点点心,不想在我关键的时候拖我的后腿。

母亲啊,我没有辜负你的期望,我在国外取得了博士学位,我穿上了博士衣,戴上了博士帽,我特地请人拍了一套照片回来,我原本希望你能看到。

可是,当我从国外飞到你的身边时,你已经闭着眼睛、说不出话来。

我握着你的手,告诉你那个你最最疼爱的小儿子回来了,你分明听到了我的声音,你睁开了眼睛,但只是一下子,你又闭上眼睛,你想说话,可你说不出来了。你就不停地着急,不停地挣扎,不停地乱动。我感觉到你的血脉在“突突”地直跳。

我知道你等不及了,实在等不及了,你太累太累了,你一直在挺住,一直在坚持,一直在咬着牙齿。可病魔太强大了,你太弱小了。凶神恶煞的病魔发疯一般地扑向你。一辈子都在与病魔作斗争的你,赢过了一回又一回,可这一次你感觉不行了。病魔用刀子在你身上割,用锯子在你身上锯,用烈火在你身上烧。你无法发出声音来,哪怕是痛苦地呻吟。

你从不愿意向我们展示你的痛苦,可我们分明看见了你的身子痛苦得抽搐,痛苦得痉挛,痛苦得无助,痛苦得让人绝望啊!   

十三

母亲啊,你真的就这么走了吗?

你怎么能说走就走、一句话也不留下就悄悄地走了呢?

你不是说要好好地活着,看看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吗?

你不是还有那么多的心要操、那么的事要管吗?

比方,父亲抽烟是不是戒掉了,喝酒是不是过了量?

母亲啊,你就真的舍得扔下同你一样苦命的老父亲一个人悄悄地走了吗?你怎么舍得走呢?

你不是答应得好好的,要等我从国外回来,带你去北京、上海等地玩吗?

不是答应得好好的,你要我带你去坐火车,坐轮船,坐飞机吗?

外面的世界好大好大,外面花花绿绿的世界你一点都不知道啊。

你不是总希望自己也像别的父母那样让考上大学的儿女带着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你不是答应得好好的,要我把你接到外面去看看世界吗?

母亲啊,我们怎么舍得让你走呢?你天生胆小,与世无争,要是再碰上蛮横的人,你一个人孤孤单单,怎么办啊?

从苦水里泡大的母亲,她的身体被针刺得遍体是伤。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分,针打不进了,药水吸收不了。这一辈子,除了生活上的凄苦之外,她身体上的痛苦也每时每刻地陪伴着。她没有真正过上几天无病痛、真正轻松、像正常人一样清爽的生活。

每每想到这些,我总是禁不住哽咽万分,泪如泉涌! 母亲啊,是不是因为你的善良,你的贤淑,你的功德感动了上帝,上帝要让你尽快摆脱人间的苦难,进入天堂呢?

母亲啊,我坚信你的灵魂进入了天堂。在天堂里,你不再患病,不用再操心这操心那、省吃俭用了,也不会再吃剩菜剩饭了。

我宁愿这样想, 我只能这样想。  

十四

苍天啊,你为何这样狠心,在我们一点都没有准备的时候,在我的慈母一句话都没有交待的时候,你突然用朱笔从人间的花名册上注消了我母亲的名字?

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人去了。

从今以后,我就成了一个没有母亲的人了。

当我万里迢迢赶回家要看看我苦命的母亲的时候,当我希望将自己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告诉我的母亲的时候,我到哪里去找你,我的母亲啊。

苦命的母亲啊,我一直无法相信你驾鹤西去的事实。可眼前的一切告诉我,你的确走了。你就这样一言不发地走了。

你就真的就这样走了,走了,走了,再也不回来了。

我苦命的母亲就真的永远地走了,就真的这样永远地走了。

母亲死过好几回,只有这一次是真的了,我们真的永远见不到她了,永远听不到她的唠叨,听不到她的叹息了,永永远远。

从今以后,每次吃团圆饭的时候,母亲的位子就是空的,就只有一张空空的凳子,一双瘦瘦的筷子和一只冷冷的碗。虽然以前每逢这种时候,母亲也很少到桌边来同我们一起吃饭,她总是为我们忙这忙那,可那时我们还能见到她的笑脸,她苦中有乐的满足和偶尔进出于厨房与餐桌的身影。

母亲啊,从今以后,这种时候不会再有,这样美好的时光不再回来。我们再也见不到最最辛劳最最敬爱的母亲了。

从今以后,父亲要叫一声“老姐妹”的机会没有了。

从今以后,儿女们要叫一声“母亲”的机会没有了。我每次回来,站在门口满脸含笑的母亲不见了,后来病重了、躺在床上仍然叨念着儿女们的母亲不见了。

从今以后,孙子孙女们要叫一声“奶奶”的机会没有了。

从今以后,外孙们要叫一声“外婆”的机会没有了。

从今以后,那些叫着“姑妈”“姨妈”的表兄表妹们只能回忆你的音容笑貌,只能慢慢感受着你曾经给予的关爱和操心。

从今以后,左邻右舍再也见不到那个慈祥善良、总是露着谦和笑容的老人了。

母亲走了,却将无穷的哀思留给了我们。

母亲啊,今天你就要彻底告别我们了,我知道你还有许多话没有说,知道你还有许多话没有讲,知道你还有许多心事埋在心里,那么,我最后一次求求你,求求你托一个梦给我们吧。让我们在梦里继续看着你,听你说,听你讲,听你唠叨。让我们在梦里好好地说说话,我们平时都说太忙太忙,都没有认真地听你说得太多,那么这一回补回来,我们好好聊聊,好吗?

母亲,我苦命的母亲,我争气的母亲,而今你就要上路了,千言万语,万语千言汇成一句话:娘啊,你慢慢走,出门记得带一把雨伞,天冷记得多加件衣服。你有风湿病,不要再下冷水了。你要吃好、穿好、睡好,开开心心地过好每一天。你慈爱的照片将会永远挂在我们的墙头,我们仍然会跟你说话、谈心。每年的清明节,无论路多远,事多忙,回来多艰难,我们都会赶到你的坟前,到那时你就变成一只蝴蝶或者一股清烟,静静地望着我们为你烧香烧纸钱……你收到纸钱就求求你不要再省了,你要大大方方、痛痛快快地花,我的母亲啊!

母亲啊,你一定知道,你的子孙会永铭记你的恩典!

安息吧,我最亲最爱的慈母!

安息吧,我永生永世都爱不够的母亲!

聂茂,原名陈庆云,湖南祁东县人。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小说学会副会长,鲁迅文学奖评委等。1999年3月出国,2003年8月取得博士学位,2004年7月回国,被中南大学引进,同年9月由助教直接破格晋升为教授、学科带头人。自上个世纪80年代发表作品以来,已出版各类著作40余部。曾获湖南省青年文学奖、《人民文学》散文大奖和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二等奖等。有作品译介到国外。

原载《湘江文艺》2018年第5期

编辑 /海青